【文/维杰·普拉沙德，翻译/观察者网 唐晓甫】
列宁格勒的号角
1942年8月初，苏联人在列宁格勒全城架起扩音器。当时，这座城市已被围困三百多天，人民饱受饥馑。指挥家卡尔·埃利亚斯伯格坚持组织列宁格勒广播电台管弦乐团排练，并亲自带领音乐家前往配给站领取食物，维系着列宁格勒广播乐团的运转。8月9日，埃利亚斯伯格召集了乐团仅存的十五名幸存者，又从军乐队中请来一些演奏员，在大爱乐音乐厅演出。
他们通过广播和街头喇叭，在全城奏响了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即《列宁格勒》）。这部四乐章交响曲的第一乐章描绘战前宁静的列宁格勒；第二乐章以小军鼓渐强的节奏宣告纳粹入侵；第三乐章以弦乐与管乐哀悼数百万死难的苏联公民；终乐章为C大调，响亮而自豪。尽管当时无人知晓，围困才进行不到一半时间，他们还将继续与饥饿和战事煎熬536天。但是他们依旧用音乐描绘出了将在与法西斯之恶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前景。
二战后被摧毁的苏联城市
这场演出展示了苏联公民的坚韧，他们不仅在炮火中演奏此曲，还将喇叭对准德军阵地，让纳粹也听见乐声。苏联档案中记载了一名情报人员的话：“连敌人也在寂静中聆听。他们知道，我们会用胜利战胜绝望。”后来一名德军战俘坦言：“这部交响曲就像是来自那座我们无法杀死的城市的幽灵。”
东线的真相
纳粹不仅未能摧毁列宁格勒，他们很快还发现红军能够（于1944年1月）彻底撕开他们的防线，随后红军势如破竹横跨乌克兰、波兰，越过奥得河，并于1945年5月2日攻入柏林。正如我们研究所示，在这段奇迹般的推进中，苏联红军歼灭了国防军80%的有生力量。
当西方盟军接近德国边境时，纳粹政权实际早已崩溃。正是红军解放了集中营里的大多数囚徒，其迫使纳粹的东欧盟友，如罗马尼亚，最终倒戈。而苏联之所以能将全部力量倾注于对抗纳粹，还因为在其东翼，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爱国者挡住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对苏联的进攻。
尽管装备简陋，中国军民仍重创日军，牵制其60%兵力，使其无法应对美军在太平洋的跳岛作战。若中国未拖住日军，那么纳粹德国也就会取胜，苏联可能会陷落，而且美军也未必能在塞班（1944年）和硫磺岛（1945年）之战中取胜。
而在苏联红军能够歼灭德国武装力量的80%的背后，以及在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爱国者能牵制住日本兵力的60%的背后，是双方合计付出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的代价（我们在本文档中给出了完整测算，视统计口径不同，区间为五千万至一亿）。至1945年5月纳粹垮台时，日本败局已定。
所以美国既不必在1945年7月进行“三位一体”核试验，也不必在8月6日、8月9日分别向广岛与长崎投下原子弹。苏联公民、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爱国者所作出的巨大牺牲以及巨大功绩，足以证明使用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完全不必要之事；而美国投下原子弹，更揭示出所谓帝国主义文化对人命的残酷漠视，这也恰恰是我们今天在加沙所看到的。
第一条谎言：西方盟国自始即反对法西斯，正是西方盟国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
从1917年十月革命一开始，横跨北大西洋地区的西方政府，就派出军队试图摧毁苏维埃革命。苏联虽在1917年12月求和，德国仍入侵了芬兰及年轻苏维埃共和国。这也引发盟国对苏联的大规模入侵，来自美国、英国、法国、罗马尼亚、爱沙尼亚、希腊、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与意大利的部队相继压上。
盟国的态度在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著述与演说中表露无遗：他在1919年就说，盟国应当摧毁“肮脏的布尔什维克猴戏”。（三十年后他又说：“在其诞生之初就扼杀布尔什维克主义，将会是赐予人类的无上福祉”）在1930—1940年代，西方政府希望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把枪口对准苏联并将其摧毁。这便是所谓“绥靖”的真义：西方政府不只“姑息”希特勒，他们还赞同希特勒的反共主义，并在其军事扩军指向苏联时默许其发展。
尽管英法于1939年9月对德宣战，后续数月却按兵不动，这段时期因此被称作“假战”（Phoney War/Drôle de guerre/Sitzkrieg），是对“闪电战Blitzkrieg”的戏仿。直至1941年德军侵苏后，西方国家又等待了三年，直到1944年才开辟第二战场。西方国家之所以参战，仅仅因为在他们看来红军即将长驱直入德国，并据此掌控欧洲腹地。
在1943年德黑兰会议上，美英不得不承认是红军摧毁了法西斯。丘吉尔代表乔治六世国王向斯大林赠送了一把由谢菲尔德钢打造的“斯大林格勒之剑”，以纪念苏联公民的惊人勇气与坚忍（苏联在围城期间阵亡约两百万人）。但即便如此，盟军仍又过了一年才真正将部队投入欧洲大陆战场，而届时德国军力已被红军（以及盟军的空袭）削弱殆尽。
对西方政府而言，根本矛盾绝不是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争，而是帝国主义或战争阵营（其中既包括法西斯也包括自由主义）对阵社会主义或和平阵营。这一矛盾从1917年开始，贯穿二战并延续至1991年冷战结束。
第二个谎言：击败日本军国主义的是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牺牲以及随后美国投下的核弹
第二次世界大战并非始于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而是早两年在中国的卢沟桥事变时就已开始。准确而言，这场战争直至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才告结束。数以百万计的爱国者同日本军国主义作战，于是日本军国主义又把朝鲜与中南半岛之中极右翼势力的最极端的分子纳入麾下，这反而激起成千上万的反法西斯者投身斗争。
美国在1941年12月参战时，中国的爱国者与共产党人，以及中南半岛和东南亚群岛上的民族解放军队，已牢牢牵制住了日军，使其约六成兵力深陷其中，无法袭击苏联侧翼。笔者很难忘记1940年百团大战中40万八路军破坏了包括900多里铁路在内的华北日伪交通线，同时共产党军民也付出的巨大牺牲。
如今，关于美国海军陆战队攀上硫磺岛高地的神话叙事，或“原子弹把日本吓得投降”的说法几乎盖过一切。但事实上日军早已溃败。1945年8月的事件与军事战略无关，完全是美国武力的炫耀，它向世界宣示美国已拥有新式武器，并警告亚洲的共产党人，这种武器可以用在他们身上。为打败法西斯而牺牲的数以百万计的亚洲工人和农民，包括我家人在缅甸的功绩都因为蘑菇云腾空而被抹去，渐渐在大众记忆中让位于“核爆神话”。核弹而非在东南亚大地上为每一寸土地而战的人们，登上了“英雄”的神坛。这就是第二条谎言。
轰炸日本的两枚原子弹抹杀了中外军民的战斗功绩
殖民主义与法西斯的共生性
这两个谎言背后，还潜藏着一条被集体记忆埋藏但与之相关的线索：法西斯主义是对主权和尊严的否定。可以说，法西斯主义与殖民主义如出一辙，是殖民主义丑陋的孪生兄弟。
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所以难以区分，这是因为压制主权与尊严就是殖民主义的本质，殖民统治期间，种族灭绝屡见不鲜。让我们想想刚果被杀害的六百万人，想想德国在西南非对赫雷罗人与纳马人的种族灭绝、殖民者对美洲原住民的灭绝，以及1943年被饿死的三百万孟加拉人。正因如此，在击败德国法西斯与日本军国主义之后，荷兰、法国和英国在美国的协助下，分别回到印度尼西亚、中南半岛和马来亚，试图重新攫取其殖民地。而1940—1950年代这些殖民战争的暴力丑恶至极。
对荷兰试图重占印尼的企图，民族主义领袖苏加诺坦言：“他们称之为‘警察行动’，但我们的村庄在燃烧，我们的人民在死亡，我们的国家在为自由而流血。”马来亚共产党人陈平（Chin Peng）说：“我们起义，是因目睹村庄饥荒，声音被金钱与权力压制。”
而主导英国在马来亚“紧急状态”的杰拉尔德·坦普勒爵士，在一次起义后将这座发生起义的村庄斥为“五千个懦夫的村庄”，并通过断供大米让村民挨饿。村庄被焚，村民被饿，这就是二战后各国试图复辟殖民体系的现实。
接下来就是美国对朝鲜的战争，当美国在朝鲜开战时，总统杜鲁门说军队，他们应当使用“我们拥有的一切武器”，这番话在日本刚刚遭遇核打击的背景下令人不寒而栗。虽然后来美国并未动用原子弹，但空中轰炸已将朝鲜北部的城市抹去（美军罗西·奥唐奈将军在1951年向美国参议院做证时表示：“一切都被毁了。没有任何东西还能称得上是建筑。朝鲜已无任何可打击的目标。”）。这就是西方的选择，要么法西斯主义要么殖民主义，任选其一。
二战后丘吉尔等人一直在试图复辟殖民体系
并且，西方殖民者在日本、朝鲜、中南半岛及其他国家复活并扶持了法西斯化的力量，与之结盟，用以对付工农大众以及共产党人。这恰恰揭示：西方殖民者从来不是反法西斯的；其真正敌人是工农觉醒，以及他们选择社会主义未来的可能性。
不可忽视的真相
从中我们可以得出的事实是：真正击败纳粹德国与日本军国主义的，是苏联红军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爱国者。正是这些力量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作出了最重大的牺牲；也正是这些力量洞悉了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之间那种亲密的内在关联。一个人不可能自称反法西斯，却同时支持殖民主义或资本主义，这根本不可能。因为这些意识形态彼此对立，水火不容。
1952年，巴基斯坦共产党诗人费兹·艾哈迈德·费兹在狱中作诗《我们殒命于暗巷》，叩问这两个谎言与一个巨大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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